“群体性事件报道是在当代中国特殊社会矛盾和体制约束下，媒体所能发挥最大作用的舞台。不过，要登上这个舞台并且坚持下来，不但需要勇气，更需要智慧，需要对中国国情和体制性约束边界的深刻洞察……”
这是浙江大学传媒特稿中心第三期启动仪式上的场景。传媒特稿中心自2007年成立至今，已经运行了两期，培养了两届优秀学员，他们活跃在校内外各条新闻战线上，为学校，为社会默默地奉献着。第三期启动在即，特稿中心特地邀请了凤凰卫视副总裁孙谦到浙大来做讲座，与浙大学子尤其是浙大新闻爱好者展开面对面交流。
当晚，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彭凤仪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辞，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党委书记
一．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概况
“要谈群体性事件报道，首先需要对当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有一基本了解。”
为了便于同学们理解，孙先生将群体性事件根据其起因和表现形式分成三类，并分别举例加以阐述。其中，绝大多数是“维权事件”，大约占目前全国群体性事件的80%以上，体现出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，大都是由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、农民或市民的合法利益受损而引发，是一种反应性的抗争行动。维权者一般以现行的法律和法规作为行为框架和底线，企求政府公平公正调处，行为相对克制。其次是社会泄愤事件，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，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，发泄对社会不公的不满；还有就是与经济形势相关的各类纠纷引起的骚乱事件，起因一般是经济纠纷，利益受损方因不满政府的不作为或乱作为，要求政府承担相应责任，最终演变为对政府机关、无关商店和无关民用设施进行打、砸、抢、烧的骚乱行为。
孙谦先生说，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往往是制度性的，与各级政府长期充当全能主义政府的角色及缺乏法治精神有关。在法治国家，法律和规则是明确和可预期的，政府充当裁判者的角色，发生纠纷的利益双方只能通过司法途经解决。在中国这样的威权体制国家，政府既当裁判，又当运动员，不但难以做到公正，甚至有可能政府本身就跟民众发生冲突。
二．“预计2009年将是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年。”
“预计2009年将是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年。”
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冲击，企业倒闭，工人失业，农民工返乡，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，等等。这几部分人都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潜在力量。原有的社会矛盾，再加上新形势下新问题不断涌现，群体性事件很可能成上升趋势。
三．积极、善意、建设性：《凤凰周刊》群体性事件报道理念
面对群体性事件增多的势头，负责任的媒体该怎样“权衡”？是图一时之快，制造所谓的“轰动效应”，还是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精神，冷静地报道，客观地分析，肩负起一个负责任媒体理应谨记于心的“担当”？
群体性事件报道不同寻常，它属于敏感题材，报道引发的社会反响可能远非媒体所能预期，需要谨慎。为此，
“我们凤凰人有自己的新闻理念，一是坚守职业道德，二是重视坚守事实本身，三是特别强调积极、善意、建设性，反对消极、恶意、破坏性。”“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是一个漫长过程，它需要的是‘持久战’，而不可能是‘速胜战’。这场伟大变革的参与者，既要富于理想和勇气，更要具有循着现实可能性之边界前行的智慧。作为媒体，《凤凰周刊》既重视借助重大事件报道推动社会在某一方面有所改进的即时效果，更重视提升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长远企图。”
可以说，《凤凰周刊》拥有的不仅是媒体自身的兴衰荣辱观，更是饱含“悲天悯人”的情怀与“兼济天下苍生”的抱负，它着眼的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时代命运。
6年来，《凤凰周刊》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和评价初步统计约46次，其中，诸如2003年的深圳的哥“罢工”事件报道，2004年四川汉源数万民众保地维权调查，2005年浙江东阳环保纠纷真相解释等，颇具代表性，社会反响强烈，如今，群体性事件报道已构成该刊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。
荣誉取得的背后是“凤凰人”矢志不渝的追求，智慧与勇气并存的探索，“天道酬勤”，《凤凰周刊》的群体性事件报道已经成为中国新闻星空一颗异常闪耀的“星星”。
“我们较好地处理了新闻理想与现实语境的关系，既坚持了对敏感题材的报道，又将言论尺度自觉控制在一定的程度范围内，不图一时之快，而是努力摸索一种能够被管理方最低限度容忍的、“踩线”而不“过线”的敏感题材报道方式。”当
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
求是学院丹青学园
2009年4月9日